作为一部只有12集的悬疑迷你剧，《隐秘的角落》确实制作精良，剧情环环相扣又把悬念完全铺足，每一帧里都隐藏着的大量信息量，从小演员到老戏骨那值得玩味的微表情……连每集的片尾曲都做了特别设置，比如第九集结尾那首《死在旋转公寓》，是否已经暗示了普普的结局？
导演辛爽说：“就好比夜里紫金陈在地上泼了一滩水，他在水旁看到了月亮倒影，我在更远的视角看到的是星星，观众看到的却有可能是UFO。”
《隐秘的角落》里确实埋了大量的线索彩蛋，开头动画、 结尾曲目和片尾彩蛋，还有剧中反复暗示的两个“笛卡尔”故事，再加上因为种种外部原因修改调整的结尾，也让人想要去“还原真相”。
比如朱朝阳书桌的玻璃板底下，压着一张游乐场门票，有网友认出这是他爸爸当年带他去的。
美术指导李佳宁后来在采访中证实，确实没错，票根是从闲鱼上买的。包括老陈家的景点门票，基本都是真的。剧组在湛江找了一个特别大的废品收购站，每天早上，道具组都会去废纸堆里挑选，因为到晚上就没货了。
剧组确实用心设计了很多细节，再加上剧情的留白，也怪不得大家都化身列文虎克，仔细剖析着每一个细节。
但最近《隐秘的角落》热烈讨论之后，导演、编剧、制片、演员，都出来谈论了对剧集“过度解读”的问题。
比如有人认为，朱朝阳桌上的魔方有三阶有四阶，不同阶段代表这个时空真实与否。摄影指导晁明看到后有些哭笑不得，他说这个道具只是被玩了一下，三阶魔方他会拼，四阶不会拼，就这么放在那了而已。
导演辛爽也明确说：“其实我想给观众呈现出更多的乐趣，比如我喜欢埋线索彩蛋，让大家看剧时有种交流互动的感觉，但我觉得一些过于夸张、过分的解读，也没有必要。
比如我看到有观众解读朱朝阳在警车里搓手是因为他补刀了王瑶，我觉得不是我的初衷，纯粹的恶从来不是我想展现的，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恶，这不是我创作理念。”
这样的解读风潮，尤其是两个“笛卡尔”故事的暗示，让人想起2012年上映的电影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。
当时李安“狡猾”地表示，自己不会给出标准答案，“《少年派》有很多模糊的东西在里面，我不愿意讲，也讲不清楚，这个片子本来就是邀请人来解读的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李安在8年前的采访中谈到，《少年派》在西方也有解读，但远不如国内这么热闹。
李安认为：“我长期游走在东西方之间。东方凡事讲求平衡和柔和，很多东西是玄之又玄而内敛的。西方则不同，它要讲得一清二楚，即使是明喻或暗喻，常常都要水落石出，这种‘迷糊账’对他们来讲，不太容易把握。”
很多人是带着“烧脑悬疑剧”的期待来看《隐秘的角落》的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算是一种赞誉：大家期望看到的，就是出乎意料、细思恐极；真正的boss往往是剧中最不起眼的人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反转之后还有反转。
《隐秘的角落》成功的悬念设置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剧本监制乔·卡卡奇（Joe Cacaci），他曾是《纸牌屋》的编剧团队成员之一，带来了更常见于美剧里的剧本结构，按戏剧点来切分叙事节奏，设置悬而未决的剧情。
但卡卡奇也确定，“家庭”作为叙事第一类型，而不是犯罪。
因此，《隐秘的角落》跟《调音师》、《利刃出鞘》这样靠大量的对话、情节反转、复杂关系的纯悬疑电影不一样，也跟《少年派的漂流故事》这样由主角的个人回忆视角展开的故事不一样。
除了悬念设置，剧组花了大量功夫，去铺垫故事里的街头人情、社会纠葛、乡镇文化。甚至剧中的每一个人，都让你觉得他们就生活在当下真实的中国城镇里。
《隐秘的角落》更多想要讲的，还是真实的生活，而真正的生活里，不会到处充满反转。
例如取景城市，剧组曾考虑了武汉、长沙、佛山、湛江、柳州，把5个城市都看了一遍，最后避开了特别火爆的城市，选择了稍显破败、却有着真实市井气息的湛江。
辛爽说，选择湛江是因为“它阳光特别强烈，那反过来阴影也特别强烈。阴影强烈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隐秘的角落。”
一般来说，为了方便拍摄，室内取景大都会搭建摄影棚，但美术指导李佳宁坚持要用实景拍摄：“三个小孩再怎么教，在摄影棚的感觉和从真实街道走进家门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”
除了设计场景，剧组更多还是在剧中人物的职业设定、行为和状态下了功夫。
《隐秘的角落》开头，朱永平（张颂文 饰）一登场就在打牌，这个简单的动作其实经过精心设计。原本设定他在打麻将，但张颂文认为，打麻将代表这个厂效益不好，因为麻将打一圈需要很久，真正做水产生意的需要频繁送货，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的。
打牌时，朱永平叼着烟，儿子的好成绩只是他在牌桌上炫耀的筹码而非真正的骄傲。一个生意好、有点小钱就得瑟的城镇小老板的形象，就这么鲜活了起来。
再比如这场著名的吃馄饨的戏。在拍摄前，张颂文悄悄给大排档的桌子腿动了手脚。剧中，腿一歪、桌上的馄饨一洒，在女儿死后不太表露感情的朱永平，便情绪崩溃大哭了起来，仿佛他的脊梁也跟着桌腿一起断了。
这种情绪波动让人觉得非常真实，因为中年人往往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击垮的。
这些例子还有太多，比如后妻王瑶在警察局大闹一通，虽然很生气，朱永平却依然把妻子的小链条包直接挎在身上拉她走，像极了真实生活中吵架的小两口。
编剧孙浩洋在采访里谈到：“整部戏我们都在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实打实地打磨着家庭关系和人物情感，把犯罪和家庭两个类型做有机的融合，用群像戏的方式展开家庭细部，将人物做出延展性。
这样的剧集，才会这么让人信服和产生共情，勾起观众折射在自己身上的感受以及共鸣。“
这些年的中国电视剧，刻画的多是大城市里的家庭，《隐秘的角落》是非常少有一部讲述小城镇的家庭故事。
剧集制片人戴莹在采访中点明：“不再是卖情节和节奏，而看到的是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。”
当然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。
但如果不考虑人物动机，也不考虑前后逻辑和结构的完整性。只靠一两个独立的镜头细节就纯粹发散，舍近求远地需要满足好多个刁钻的“巧合”才能成立的推论，就是过度解读了。
比如在剧集结尾，王瑶的尸体旁边有一根“红色管子”，而朱朝阳后来又不断地在警车上搓手，有人就认为是朱朝阳补刀杀了他。虽然没有任何直接和间接的镜头表明了这一点，时间和空间也并不允许。
最后剧组只得亲自出来澄清，红色管子是场地固有的设备，朱朝阳并没有杀人。
当然，原著《坏小孩》里的朱朝阳确实很黑暗，他在冲动杀了妹妹朱晶晶后，他又一步步设计杀死了朋友灭口，杀掉了辜负他感情的父亲与后妈。他不相信朋友，不相信感情甚至也不相信人性。
但剧集则做了全新的人物设定，剧中的朱朝阳究竟是怎样的？
或许可以从编剧孙浩洋的采访了解一二：“成年人写孩子本身就有很多限制，要么就非常幼稚要么就太过老成，台词的感觉很难把握，最终只能是我们一遍遍强调每个人物的性格和说话方式。比如朱朝阳的细腻和小心，严良的正义和热血，普普的勇敢和天真，他们都会有装大人的时候也会有本身孩子的模样。”
她认为，孩子们再怎么精于算计，也毕竟是孩子。比如拿完张东升的30万，直接扔在破船里，就继续出去玩了。孩子其实不认为它是个啥，钱只是救命的工具。
朱朝阳很可能对妹妹坠楼见死不救，却更多的还是父母感情缺失后的讨好型人格，错以为自己做得更好一点，就能让父母更爱我多一点。
朱朝阳的“变坏”，除了谈论很多的家庭影响和父母因素，从他与两位朋友严良、普普的相处中也可见一斑。
虽然一开始对朋友有所防备，但这个很少从家庭里获得爱的小孩，已经尽量为朋友着想和付出，顺应他们的想法。甚至在目击杀人后，严良提出不要报警，他也出于保护朋友的想法放弃了，一同开始跟张东升纠缠的不归路。
他总被阴差阳错地裹挟着往前走。比如后来严良有勇无谋，一边倒偏向普普，即使这份友谊后来有了裂痕，他也只是为了自保，在复制卡上动了手脚。
戴莹谈到朱朝阳时也说，“在成长中总会遇到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，因为我们完全没有人生的经验，然后可能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。（所以孩子们）去交流，去分享自己心中的那些秘密，在那个时候是彷徨的，做出了很多我们自认为善良的决定。”
再后来，他有了更多“心机”，比如快被杀了后，父亲让他跟警察撒谎偏袒，比如笑着跟父亲说“要是死的是我就好了”。
拼命地找证据证明一个人是坏的，总是能找到的。这样的心机就是坏吗，还是适应成人规则的可悲呢？
这也是剧集另一个让人反思的点，用着孩子那种天真却又直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、看待成人们的规则。
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
这样的例子还很多，比如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里，主角小四的父亲做人略显呆板生硬，却也无条件地秉持着正义原则，维护着自己的孩子。但在后来，父亲却也低声下气地对训导主任陪笑讲好话，这直接让孩子的内心世界崩塌。
又比如同为小孩犯罪的著名社会派推理小说《永远是孩子》里，童年被遗弃伤害的孩子，只能用普通成年人难以理解的，用隔绝孤独的方式来面对着这个世界，而阴差阳错杀了人，被痛苦裹挟一生。
这些能把“坏小孩”讲得很深刻的作品，不仅仅是让人看到“小孩还能这么坏”的一种猎奇感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我们审视自己。小时候内心也可能有着过怎样的隐秘角落？什么时候会浮现黑暗的想法，最后又如何放弃？
冷静、缜密、内向的朱朝阳，某种程度上很符合影视剧中那种经典的小孩杀手形象。也因此，有人断定朱朝阳就是天生的坏。
天生就有这样坏的小孩吗？有一个戏剧化却又真实的故事，可以用来探讨这个问题。
神经科学家詹姆斯·法隆（James Fallon）曾长期研究罪犯和心理变态者的脑部结构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的大脑扫描图里，前额皮质和颞叶腹侧几乎没有活动，也就是说，他很可能拥有一个严重反社会人格者的大脑。
心理变态者的大脑里，用来控制惹人知的额叶腹侧功能可能很差，几乎没有共情和同理心。
更让他惊讶的是，他后来发现，自己有着康奈尔家族（康奈尔大学创始人也是这个家族）的血统。过去几百年里，家族曾出现过大量弑父杀妻的人。
经过测定，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着家族遗传的单胺氧化酶A（MAOA）不寻常基因变体——也被人称之为“战士基因”，很多出现暴力与反社会行为的人都携带着这种基因。
从身体结构和基因型来看，法隆似乎成为心理变态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
随后他给自己做了心理调查和实验，剖析自己可能确实有一些性格问题，比如触及到些社会规范问题时，总是秉持非黑即白的观点，对知识能力不在一个水平上的人不怎么有耐心。
他在撰写的半自传科普书《天生变态狂》里坦白，自己确实曾有过突如其来的邪恶念头，在童年时期，母亲用温柔的方式化解和引导，让他在年轻时没有犯下他父辈们的那些残忍罪行。
法隆今年已经73岁了，也不太可能成为变态杀人犯了，他说：“可能正是因为我不曾受到暴力虐待，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也一直用爱和支持保护我，我才可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”
通过进一步的数据研究，法隆发现，大约有12%的男性既携带战士基因又曾受过虐待，这些人占男性罪犯的44%，也就是说，携带战士基因又受到了严重虐待的男性，有85%成为了反社会者。
在另一个研究里，法隆发现，生活在阿拉伯沙漠里的贝都因人30%携带着战士基因，但族群中暴力人士的比例远远没有这么高。法隆认为，在沙漠严酷的环境下，贝都因人需要互相协作才能维持生存。如果某人表现得很暴力，他就会被放逐，这种环境下，无依无靠就意味着可能会死亡。
当然，大脑机制和基因研究还远未透彻，人类行为的机制很复杂，被血清素、去甲肾上腺素、多巴胺等激素分泌所影响，更是无数基因互相制约的结果。
作为一个神经生物学家，法隆曾坚定地认为，先天因素（基因）是决定性因素，可能决定了每个人个性的80%，但发现自己可能会是个“天生变态狂”后，
“这个观念经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，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。我渐渐明白——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——
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，对的人或者错的人，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，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。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，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。
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。不能片面看待我们的行为、动机、欲望乃至需求，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我们对于真相的发掘。”
导演辛爽在各种采访里强调，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。
”本质上，我们讲的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，这里所有人犯的错都是因为对爱有了错误的理解，有的人把爱理解成占有，有的人把爱理解成卑微，有的人把爱理解得很自私，有的人把爱理解成强迫、控制。
（悬疑）剧情就像一把手术刀，要做的不是把手术刀拍出来，而是要用这用手术刀，把每个家庭、每个人的情感和困境给拍出来。“
一个关于爱的故事，并不等同于掩盖黑暗，一味歌颂爱与童话。把人物的内心冲撞切开，与残酷的案件结合，很曲折、却也合理而让人反思。
恰恰是《隐秘的角落》这把手术刀，剖开了恶的成因引发我们思考。
如果只争论谁更恶，谁最恶，一味追求“黑化”，反而让影视剧的改编变得不合理。损害了剧集设定的人设变化和弧光，也削弱了本身的悲剧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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